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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三章、全新的開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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晉晏平元年歲末,臘月丙申日,裴該登受禪臺,司馬鄴北向而立,華恒進獻玉璽,群臣山呼萬歲。旋即祭天受命,踐祚登基,建國號為“華”,期以翌日,也即新春元旦,為靖德元年。

封晉主司馬鄴為高平公。

曾經有人建議,還當酬晉主為王爵才好,裴該就問了:“何以魏受漢禪,不與獻帝王爵啊?”漢魏之禪,才是源頭,理當遵從其典制。

裴嶷覆請從周禮,建三恪,倒是得到了裴該的首肯。所謂“三恪”,是指周朝肇建,即維持前三朝的祭祀,於其子孫封邦建國,以示傳承有序。不過具體是哪三恪,卻向來眾說紛紜,或雲封虞、夏、商之後於陳、杞、宋,或雲封黃帝、堯、舜之後於薊、祝、陳——則杞、宋為二王之後,不在三恪之內。

所以多半是儒家或者春秋戰國時代別的什麽“子”生造出來的概念吧。

裴該於舊禮多不感冒,竭力刪繁就簡,拋棄那些純屬面子工程的玩意兒,但這就必然會引發士大夫階層的不滿,認為新朝不講“禮”。故而對於建三恪之類惠而不費的玩意兒——又不是真建封國,不過多出份俸祿罷了——他也就捏著鼻子認可了。

華朝前論三恪,當指漢、魏、晉。當年漢獻帝禪讓,被降封為山陽公,五傳而沒於“永嘉之難”,裴嶷等人找到一個叫劉祭的,繼承山陽公爵號。後魏元帝禪讓,被降封為陳留王,兩傳而沒於“永嘉之難”,覆覓得曹操玄孫曹勱,封為陳留公。乃並高平公司馬鄴,為其三恪。

從魏制,三恪皆可以天子之禮郊祭,上書不稱臣,京都有事於太廟,則致胙。

華朝的都城,或議仍守洛陽,或議遷往長安。前者的理由,是洛陽自後漢以來,三朝為都,又居天下之中,理當沿襲;況且羯賊未滅,國家方用兵於東,則朝廷官署居於長安,未免太過遙遠了一些。後者的理由,則因長安為裴氏興旺的根基,其於洛中的統治則仍嫌薄弱,為策萬全,還當返歸長安去才是。

裴該本人是傾向於長安的,因為他覺得關東的戰事不可能延續太長時間,新建王朝的中心還應當向西移,一則鎮定戎狄勢大的關西地區,二則便於收取涼州後繼續向西域發展,規覆兩漢以來的最大疆域。但就目前而論,自己還應坐鎮洛陽為是——越是薄弱,才越是需要天子親自鎮定啊。於是對群臣說:“昔周之得天下,亦覆兩都,我何不可兩都啊?”

周之故都,即名為周,文王滅崇後於灃水西岸營建豐京,武王於伐商前,於豐京西北建鎬京,號宗周。等到攻陷朝歌,名義上小邦周代大國商而為天下之共主,為了鎮定殷商故地,乃建洛邑為新都,號為成周。歷代多以為西周的都城在宗周,但後世根據金文考證,事實上周成王五年,即自宗周東遷至成周,因此大致可以判定,西周之時,兩都並重。

其後劉邦稱帝,初都洛陽,覆徙長安,但洛陽的地位仍然高過普通郡治。東漢雖都洛陽,卻於長安周邊沿用了西漢京兆之名,且河南、京兆二尹並置。再往後定都關中者,往往要於所謂“天下之中”設置陪都——比如隋唐兩代,便皆以洛陽為東都,其間李治、武曌常居東都,武周建立後,更是直接定洛陽為都城,號神都。

所以裴該提出並置兩都,並沒有遭受多少阻力,乃定長安為西京,洛陽為東都。他打算在平滅羯趙,且財政狀況大為好轉後,便命人在龍首原以南——也即唐代長安城所在——營建新的都城,即從洛陽正式遷入。如今則命荀崧為西京留守。

追尊皇高祖裴茂為聖皇帝,皇曾祖裴潛為太皇帝,皇祖裴秀為世皇帝,皇考裴頠為烈皇帝,皇兄裴嵩為湣王。

裴該唯一妻、一子,所以順理成章的,當冊封荀氏為皇後,裴儉為太子。只是荀氏母子尚在關中,並未抵達洛陽——因為閨女兒還小,娘親真離不開,也不便抱女遠行——故而冊封典禮暫且延後。

重新梳理朝廷官署,於中央,正式罷廢三公九卿制,而在後世三省六部制的基礎上,建六省十部制。所謂六省,即中書省、門下省、尚書省、樞密省、禦史省和秘書省。

中書等三省亦魏、晉以來舊制,但其架構更為謹嚴,逐漸向隋唐靠攏。其中中書省掌機要、政令,以左右仆射為其長官,下設侍郎、舍人等職;門下省掌詔令之審核與封駁,以左右侍中為其長官,下設侍郎、常侍等職;尚書省掌民事,以左右仆射為其長官,下設六部。

樞密省則是裴該的新創,主掌軍事,以樞密使為主官,樞密副使為其佐官,下設四部。

當然啦,這只是理想罷了,就目前的狀況,朝廷架構還必須維持半拉軍政府的形態。在裴該這個強力的開國君主治下,中書唯承旨而已,門下也主要對下而不敢對上,尚書、樞密才是最為權重的要害部門。

乃以王卓、裴詵掌中書,華恒、祖納掌門下,裴嶷、殷嶠掌尚書,陶侃、郭默掌樞密。

此四省最貴,其長官,包括仆射、侍中及樞密使,共七人,皆列正三品,並為宰相,於禁中設國事堂,每日會商理政。至於國事會議的主席,則由七人輪值擔任,一輪恰好七日,合“日、月、火、水、木、金、土”七曜之數,是故後世即以七日為一“星期”也……

禦史省即舊禦史府,掌監察,督責百官——主要對內,其原本長安行臺從事中郎所負責的對外情報工作,則分拆後移交給了尚書省之禮部,以及樞密省之樞部——以禦史大夫為其主官,正四品,禦史中丞為其佐官,下設侍禦史、殿中侍禦史、監察禦史、按察禦史等職。首任禦史大夫為荀闿,禦史中丞為熊遠。

秘書省負責天子的文書工作,以秘書卿為其主官,正五品,秘書監為其佐官,下設舍人、令史等職。首任秘書卿自然是郭璞,秘書監為胡飛。

其尚書六部分別為:禮部,掌祭祀及藩屬與外國往來事;吏部,掌選舉、考試與官員的任免、遷調等事;度部,掌戶籍、財稅等事;刑部,掌刑罰、訴訟等事;工部,掌營造、修繕等事;虞部,掌山林水澤、礦藏及流通等事——舊長安行臺之商部並入虞部。

其樞密四部分別為:兵部,掌軍政;樞部,掌軍令;警部:掌地方治安與郡縣戍守軍;屯部,掌軍屯、民屯等事——舊長安行臺之行部並入尚書禮部。

此十部皆以尚書為部之主官,從三品,侍郎為副;部下又分司理事,以郎中為司之主官,從五品,丞為副,下設主事、令史等職,其任多為行臺舊人,也兼用部分尚書舊吏——比方說張異、孫珍等。

地方行政暫且從舊,但裴該與群臣商議,謀劃在天下大定後,情勢許可下,恢覆前漢之制,即廢州而只設郡、縣二級;但將部分人口繁盛、地位重要的郡改稱為州,比普通的郡要高上半級。譬如改京兆為雍州、河南為洛州、河東為汾州、河內為沁州、滎陽為鄭州、陳留為汴州、潁川為許州、魏郡為魏州、範陽為涿州、漢中為梁州、蜀郡為益州、江陵為荊州、丹陽為揚州……等等。

州命刺史,正從五品;郡命太守,正從六品,縣不分大小,一律任命縣令,自從六品而至正八品。縣下更分一都多鄉,朝廷直命亭長,為正從九品。

此外議在州郡上再設監察道,由禦史省外派按察禦史(正從七品),負責一道官吏之督責及民風之訪察——一如漢之刺史、唐之黜陟使、明前期之巡撫。

將以舊雍、秦二州並漢中郡為陜西道;涼州為平涼道;以梁(除漢中郡)、益二州為巴蜀道;黃河、太行之間為山西道;黃河以南的司、兗、豫三州為河南道;黃河以北、太行以東為河北道;幽州東部及平州為遼寧道;青州為山東道;徐州為淮東道;荊州為湖北道;湘州為湖南道;揚州為江南道;江州為江西道;廣州為廣東道;交州為廣西道;寧州為雲南道;待收西域,則擬定其名為新疆道。

——多數都是因為裴該執意,起了近似於穿越前的省名,他本人會覺得親切一些,使用起來也方便一些。

如上所述,徹底罷廢秩祿制,凡官員皆以品級以別高下,自正一品至從九品,總計十八階,職事則隨才錄用,或從閑入劇,或去高就卑,遷從出入,參差不定。其職事高者稱“守”,職事卑者稱“行”。其武品十八階各有名號,是為軍銜,分別為元帥、元戎、大將、上將、中將、少將、大校、上校、中校、少校、大尉、上尉、中尉、少尉、大士、上士、中士、少士。

目前唯祖逖為最高品的元帥,陶侃都只是元戎而已。

文武官員,其高品(三品以上)者別有散官,加之本品之上,以示尊崇。如文官正一品為上公,即太師、太傅、太保;從一品為公,即少師、少傅、少保;正二品比公,司徒、司空、儀同三司;從二品為上卿,光祿大夫、散騎常侍、特進;正三品為卿,太常、光祿勳、衛尉;從三品比卿,太仆、廷尉、少府。

武官正一品為上柱國、大將軍、太尉;從一品驃騎將軍、車騎將軍、衛將軍;正二品柱國將軍、輔國將軍、冠軍將軍;從二品領軍將軍、護軍將軍、撫軍將軍;正三品鎮軍將軍、龍驤將軍、虎威將軍;從三品都護將軍、討逆將軍、破虜將軍——多循舊稱,但因裴該久任晉之大司馬,故不命,而改稱為“上柱國”。祖逖即為上柱國,陶侃為驃騎將軍。

爵分八等,唯同姓始可封王,設親王、郡王兩等;異姓則公侯,設郡公、縣公、縣侯、亭侯四等,各有食邑,受所封郡、縣、亭(親王食州)賦稅的十分之一。其它尚有無食邑之散爵兩等,為伯與子,各領俸而已。王、公皆不就國,不開幕,不理民,不領軍。

——但就理論上而言,即便裴嶷、裴詵等雖為同姓,終究血緣疏隔,幾出五服之外,故而暫且無人得以封王。裴嶷、裴粹兩支諸裴皆封為郡、縣公——裴嶷以兄子裴開為嗣,裴粹以長子裴詵為嗣,故此二人不封。外姓唯祖逖、荀崧、陶侃、荀組、王卓五人為郡公,華恒、卞壸、郗鑒三人為縣公,餘皆侯、伯、子等。

別封司馬睿為吳縣公,劉琨為涿縣公,張寔為福祿(酒泉郡治)公,周訪為南鄭公,王敦為彭澤公,至於他們受不受的(也包括卞望之),暫且另說。

至於服制,裴該不顧群臣反對,大幅度刪繁就簡,四時祭服唯用一套,天子九章十二旒、諸王七章九旒,公侯五章七旒,伯子三章五旒,以下皆無章無旒。

朝服則罷高山、獬豸諸冠,文臣並用進賢冠,著錦袍。天子冠五梁;王公冠四梁,佩玉蟬,圍飾玉帶,紫綬金章,或準用玉印;三品以上文臣冠三梁,佩金蟬,圍飾金帶,紫綬金章;五品以上文臣冠二梁,佩銀蟬,圍飾銀帶,赤綬銀章;七品以上文臣冠單梁,不佩蟬,圍素革帶,墨綬銅章;七品以下戴介幘,無綬、鐵章。

武官依品,帶、綬、章與文臣相同,但戴皮弁或平上幘,著袴褶——源於胡服,為便騎射也——且弁、盔上不飾蟬,而以其它飾品標示軍銜:元帥、元戎弁飾兩柄交叉金鉞;將級弁飾一到四枚金星;校級弁飾一到四枚銀星;尉級戴平上幘,飾一到四枚銅扣;士級亦平上幘,無飾,唯袖標上以一到四橫道來標志上下。

裴該本人,除非大朝或祭日,則往往不戴進賢冠,不著袞衣或錦袍,而戴垂腳的烏紗帽,著袴褶,且登靴見人。在群臣看來,是天下尚未底定,故此著戎服以示不忘武事也;其實裴該本人僅僅是覺得這麽穿著簡單,且便於活動而已,倘若還有另一個穿越者,乍一瞧過去,或許會把他當成唐宋士人……

至於上行下效,此等簡單方便的服飾逐漸流行,則屬後話了。

(第十二卷“丈夫北擊胡”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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